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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快評


  曙明
  正在複查
  新聞:12月23日新華社報道,目前,山東省高級法院已全部簽收聶樹斌案卷宗,由5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正在複查此案。22日,合議庭法官會見了聶樹斌近親屬及其代理律師。合議庭將立案複查決定書送達聶樹斌母親張煥枝。對於律師請求查閱、複製案卷的申請,合議庭表示將保障律師的閱卷權利。
  點評:和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已被確認為冤殺不同,聶樹斌案件目前只能算“疑似冤案”。
  雖然只是“疑似”,但這個“疑”是合理懷疑,媒體、法學專家追問了近十年。這次,最高法院將案子從河北“拿到”山東,下了大的決心。最終的結果能否讓各方信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各方訴訟權利的保障程度。到目前為止,法院的做法令人稱道,是依法治國的樣子。
  “艾滋病拆遷隊”
  新聞:12月23中新網報道,有媒體發佈《河南南陽驚現艾滋病拆遷隊:不搬走就感染你》消息,稱“南陽市組織十多名艾滋病感染者組建拆遷隊,對小區居民進行威脅拆遷,並揚言不搬遷就感染你,報警也無人處理”。南陽市委成立調查組,向信息源頭所在地雲南省委宣傳部發函請求核實。
  點評:報道中的圖片顯示,多處白牆上被人刷上了“艾滋病拆遷隊”6個紅色大字,其中一處牆上還張貼著用白紙黑字打印的“艾滋病拆遷工程辦公室”字樣。雖說有圖未必就是真相,但調查下真偽,是有關部門的職責。
  如果是假的,誤報的媒體免不了擔責任;如果是真的,更有人要“吃不了兜著走”。
  鄒恆甫道歉
  新聞: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鄒恆甫與北京大學、北京夢桃源餐飲有限公司名譽權糾紛一案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一審判決要求鄒恆甫停止侵權,刪除涉訴微博,併在其新浪實名認證微博首頁公開發表致歉聲明,向原告北京大學及夢桃源公司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複名譽,持續時間為連續七天。
  點評:鄒恆甫會道歉嗎?如果他堅持不道歉,法院如何應對?這是未來的懸念。
  二審期間,北大教師餘萬里醜事曝光,鄒恆甫將他“事跡”作為證明“淫棍”說法的根據。可惜,餘萬里沒能成為他的“救命稻草”。
  口無遮攔、信口開河,鄒恆甫留給公眾的印象,和學者形象反差強烈。他無疑是這一訴訟的輸家。
  北大是贏家嗎?在雙方訴訟中,它贏了。但它在公眾的形象,能輓回嗎?沒餘萬里“搗亂”,我的答案尚不確定;有了他“攪局”,唉!  (原標題:新聞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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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日共將與安倍政權“正面對決”


  視頻:日本眾議院大選:安倍舉行新聞發佈會  來源:中央電視臺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中新網12月16日電 12月14日日本眾議院大選落下帷幕。日本新華僑報日前刊文稱,與上次大選相比,自民黨減少了5個席位,但這次選舉給日本政局帶來了一些顯著的變化:民眾希望日共在眾議院選舉中 “擴張”,代表自己的意願。而獲勝的日本共產黨也表示今後將與安倍晉三在國會“正面對決”。未來第三屆安倍政權的走向更加值得關註。
  文章摘編如下:
  安倍“長期政權”正在成為現實,三大“利好”保駕護航。第一大“利好”,安倍政權更為穩固。2014年底的這場眾議院大選,實質上是安倍晉三對自己政權的一次“螺旋式上升洗牌”。本來在大選前,安倍晉三的國內支持率就不低,仍然能夠維持穩定政權。而根據日本政壇多年來的“潛規則”,改造內閣首相遭殃,解散眾院首相沾光。
  歷屆日本強勢首相都會在“恰當的時機”解散眾議院以穩固權勢。政治世家出生的安倍晉三深諳此理。此次安倍政權接受了“大選洗禮”,無論民意還是輿論,都唯馬首是瞻。批評聲音的力量更加減弱。
  第二大“利好”,“安倍法案”將更為順利地推進。2014年11月,安倍晉三力主的提升消費稅案屢屢受阻,此時的安倍晉三隻有兩個選擇:繼續較勁或推倒重來。上屆眾議院中自民黨雖然也占穩定多數,但強行通過議案會給人留下指責的口實,反而是“利空”。而解散眾議院則可使各方勢力忙於大選,無暇指責“安倍議案”,成就“利好”。在“新瓶裝舊酒”的新安倍政權成立後,“安倍法案”通過只是時間問題。
  第三大“利好”,安倍坐穩自民黨總裁寶座,長期政權正成為現實。此次大選結果還將帶來一大“利好”,2015年9月自民黨將舉行總裁選,根據日本政治規則,執政黨黨首成為首相,如果安倍晉三掉下自民黨總裁的“寶座”,則首相之位也要拱手讓人。此次“大勝”將給安倍的總裁選加上一枚“重量級”砝碼,令黨內石破茂等“非主流”的挑戰瞬間淪為“輕量級”。“連莊”的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將把安倍政權“進行到底”。他的目標很有可能追趕是他二姥爺的“佐藤長期政權”。
  其次,我們要看到日本在野黨力量衰弱,目標“未達成”。與安倍晉三帶領的自民黨“大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一大在野黨民主黨雖然收穫了73個議席,比選前的席位有所提高,但距離選前提出的“三位數”目標相去甚遠。民主黨黨首海江田萬里更是落選,丟進了一個黨的“顏面”。
  民主黨籍的前首相菅直人也險些落選,如同上次大選一樣,他又是在小選舉區落選後,在比例選舉區重覆選舉才驚險“複活”。雖然民主黨仍然穩坐第一大在野黨寶座,今後的“朝野”對決情況將呈現向執政黨“一邊倒”的趨勢是不用懷疑的。
  再次,這次大選中民眾用兩種方式表現了自己的不滿。
  第一,他們用自己的選票支持了在野黨——日本共產黨。選前僅有8個議席的日共,此次取得歷史性突破,獲得21個議席。從此達到一個可以單獨在眾議院提出法案的政黨席位。
  在日本的政治力量劃分中,共產黨被劃為“非自民系”,即黨內沒有自民黨分裂出來的勢力。這也造就了日共“一條道走到紅”的現狀,雖然不曾執政,卻一直作為“一極”存在。宣傳緊跟時事,成功收割“反自民勢力”。如“終止增稅”、“安倍經濟學STOP(停止)”、“向核電站說NO(不)”等,這些主張異常鮮明的口號,直接擊中了日本國民的“心”,給人留下敢說敢做,主張強烈的印象。
  因此,民眾才希望日共在眾議院選舉中 “擴張”,代表自己的意願。而獲勝的日本共產黨也表示今後將與安倍晉三在國會“正面對決”。
  第二,他們用拒絕投票,表達自己的心情。據共同社統計,這次眾院選舉小選區投票率為52.66%,創下戰後大選最低紀錄,比此前創最低紀錄的2012年上一次眾院選舉時下降6.66個百分點。這其中凸現出選民中夾雜著無奈感和無力感。
  準確地講,安倍率領在自民黨這次在大選中獲勝,更多的是“黨利黨略”上的成功。未來第三屆安倍政權的走向更加值得關註。(蔣豐)  (原標題:日媒:日共將與安倍政權“正面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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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肩包里冒出一條“腿”虛驚一場竟是情趣玩具


  揚子晚報訊 (通訊員 秦公軒 記者 裴睿)昨天上午,南京秦淮警方接到報警稱,在中山南路張府園地鐵站旁,有一個無人認領的雙肩包,報警市民打開之後竟然發現裡面有一條“人腿”。警方趕到現場,經過查看,發現包里裝的是造型逼真的硅膠製品,屬於情趣玩具。
  揚子晚報記者從朝天宮派出所瞭解到,昨天上午10點鐘左右,一名老大爺乘坐地鐵從張府園站出站,在出站口的臺階邊上,老大爺發現了一個成色很新的黑色雙肩包。老大爺環顧四周之後發現這個包並沒有人來認領,於是懷著好奇的心情將雙肩包的拉鏈打開。可是沒想到老大爺剛拉開一個小口子,裡面竟然露出了一條“人腿”,老大爺當時就嚇得將包扔在了地上,躲得遠遠地趕緊報警。在鬧市區出現了“人腿”?警方接到報警後,秦淮公安分局指揮中心立即調集了特巡警大隊以及轄區朝天宮派出所的警力趕往現場處置。當民警找到老大爺之後,老大爺還驚魂未定,指著遠處露出一截腿的黑包神情緊張。民警從遠處望去,從黑色雙肩包里露出的一截物品的確很像人腿,還有腳趾。民警走近之後,將包打開一看,才發現並非是真人的,而是造型十分逼真的硅膠製品。從顏色外觀上看,與真人幾乎無異,但仔細觀察,觸摸之後就可以分別出來。包里的“人腿”是硅膠製品,有著硅膠的味道,彈性也不一樣,和充氣娃娃一樣,都是屬於成人情趣用品。民警懷疑可能是誰購買的情趣用品不想要了,但是又不好意思扔在小區里,於是包裝起來扔在了路邊。  (原標題:雙肩包里冒出一條“腿”虛驚一場竟是情趣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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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林金融全面佈局天津 “三星”聯動深耕市場


  中新網天津11月16日電 (記者 張道正)善林融匯分公司16日舉行開業慶典,這也預示著善林天津三家分公司正式形成“三星”聯動的良好態勢,深耕天津金融市場的未來。
  善林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專業互聯網金融公司,旗下擁有包括善林資產、善林金融、善林商務咨詢等多家子公司。善林公司註冊於上海自貿區,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12億元,公司總部位於繁華的上海陸家嘴金融商業區。
  目前,善林公司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杭州、蘇州、南京、成都、重慶、大連、沈陽、青島、濟南、煙臺、武漢、西安、鄭州、吉林、哈爾濱等地設有近百家分支機構。
  善林金融區域總監惠鬆濤介紹,善林金融成立於2013年初,前身為高通盛融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過對現有組織架構重新規劃,高通盛融將原有部分業務劃分到善林金融。
  2014年7月公司在天津舉辦高通盛融·善林金融更名儀式暨開業盛典,正式更名為善林金融。更名後的善林金融延續高通盛融“引領財富新境界”的投資理念,致力於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依據不同的客戶需求,提供個性化資金解決方案,幫助百姓理財創富,錦上添花,為社會創造價值,多方共贏。
  惠鬆濤表示,隨著善林金融的不斷進步,公司的發展進入飛速階段,而公司對於客戶資產安全方面也更加重視。多位資深業界翹楚為客戶資產把關,保證客戶收益的第一步是保障客戶的資產安全,這一直是善林金融的投資準則。未來的發展道路上,善林金融力求打造線下線上一體化的大型金融平臺。(完)  (原標題:善林金融全面佈局天津 “三星”聯動深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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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房客“先買後賣”易生糾紛


  南方日報訊 (記者/鄭佳欣 實習生/何家偉)廣州市房地產中介協會10日發佈上月行業糾紛與投訴處理情況稱,該協會近期連續收到多宗關於“因先買後賣而產生糾紛”的投訴咨詢案件。該協會提醒市民,若需通過減少自身名下物業才能獲取購房資格的,應通過“先賣後買”的方式,確定將自身名下物業成功轉移至他人名下,再去購買其他物業。
  今年初,廣州戶籍的楊某看中位於天河區的某物業,但是其名下已擁有兩套物業,在廣州現行的限購政策下並不具備購房資格,因此需要將其名下的某一物業轉給他人,才能購買上述物業。楊某擔心該物業會被他人購買,遂決定先與該物業的業主簽定合同,獲取購買的機會,再將自身名下的物業進行出售。
  今年3月15日,楊某就位於天河區的物業與業主陳某簽定《房屋買賣合同》,約定於今年5月15日前辦理過戶手續,違約者賠償10萬元。次日,楊某將自身名下的一套物業通過某中介公司出售給買家李某,並簽訂《買賣合同》及約定於今年5月10日前完成交易過戶手續。沒有想到,李某由於資金產生問題,提出與楊某解除買賣關係。最後,楊某由於未能在今年5月15日前將自身物業出售獲取購房資格,導致其不能與陳某繼續交易,並賠償違約金10萬元。
  廣州市房地產中介協會分析稱,“先買後賣”的方式雖然能減少交易時間,但是此方式存在交易風險,消費者可能由於未成功出售已有物業來獲取購房資格,而承擔因合同無法履行而產生的違約責任。另還有一種情形也是值得消費者註意的,就是消費者要通過出售自有房屋才獲得購房資金的,也需慎重選擇同步買賣房屋的方式進行交易。因為在此過程中消費者很有可能出現不能及時出售自身房屋導致資金不足而無法履行已簽定的購房合同。
  廣州市房地產中介協會提醒市民,在購買物業前,應註意核實自身的購房資格。若需通過減少自身名下物業才能獲取購房資格的,應通過“先賣後買”的方式,確定將自身名下物業成功轉移至他人名下,再去購買其他物業。  (原標題:換房客“先買後賣”易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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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中國革命的“另類”參與者


國慶典禮上,毛澤東主席為李敦白的“紅寶書”簽名。《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
  李敦白口述歷史》
  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
  九州出版社
  2014年6月
  定價:38.00《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
  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著,丁薇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9月
  定價:38.00
  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人
  李敦白晚年憶述時,他慨嘆當年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中國一獃三十五年,並深度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把一生最好的年華留在中國。
  對中國而言,20世紀無疑是一個革命的世紀。在這一過程中,有各式各樣的參與者,除了大批理想主義、激進主義者積極投入外,還有千千萬萬不革命和不知革命者被動卷入其中,或隨波逐流,或成為革命的對象。但無論是主動參與者還是被動參與者,只要被卷入革命的洪流,往往難以自我主宰。
  另一方面,與辛亥、北伐之國內革命相比,共產革命更有“世界革命”的國際聯動性。“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僅僅是口號,亦落實在行動中。
  那些參與中共革命的洋人,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有過怎樣的境遇與情懷,其國際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之間又有怎樣的分際與張力,這些都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可惜,當年的參與者,留下詳細資料的並不多。而有一位比較例外,他晚年留下了兩部相當翔實的回憶錄。此人即是美國人李敦白。
  李敦白(1921-)的一生曲折而傳奇,入大學不久即秘密加入美國共產黨,又因為“二戰”的機緣,他以美國軍人的身份來到中國,然而沒有打過一天仗即趕上日本投降。接到退伍命令的他,卻和昆明的中共地下黨接上了頭。地下黨負責人建議他去延安教毛澤東學英語。他乃設法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視察員的身份留在中國,繼而於1946年秋轉赴延安,從此開始他投身中國革命長達三十餘年的歷程。晚年憶述時,他慨嘆當年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中國一獃三十五年,並深度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把一生最好的年華留在中國。
  三十五年間,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國對外廣播的專家顧問,其人生“鼎盛”,是“文革”初期成為中國最積極也最具影響力的洋人造反派和可以“通天”的風雲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組任命為廣播事業局局長;而其人生“低谷”,是兩次被誤認為美國間諜而入獄,被單獨監禁長達16年(1949-1955、1968-1977)。
  如此深度介入革命,並有如此跌宕起伏之人生體驗的外國人,李敦白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令人好奇的是,在身經如此“非凡”的人生之後,留存在晚年李敦白記憶中的,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懷與心緒?作為一位加入中共的美國人,他對中國革命又有著怎樣的認知和思考?
  正是懷著這樣的期待,最近閱讀了李敦白的兩本回憶錄:一本是《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著,丁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紅書”),一本是《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九州出版社2014,以下簡稱“我書”)。兩書各有側重。“紅書”依時序重點回憶了35年的中國歲月;“我書”則貫穿其整個一生,對前書所缺失的前後部分作了補充,並用相當篇幅描述了他與中共高層及眾多社會知名人士的交往與印象。
  一般人寫回憶錄,最常見也最難避免的,是以晚年的“後見之明”回溯前事以及選擇性憶述。而李敦白的回憶,不僅呈現出罕有的坦誠,且儘量避免“後見之明”的影響,試圖“再現”自己“當年”的所思所為。書中描述了一個充滿理想的美國男孩是如何被中國的革命者點燃心中的火苗,如何傾其所有獻身中國革命,但同時也如實述說了這些夢想後來又怎樣引領他及其革命同道者步入迷途。
  不斷提醒自己,要“比紅更紅”
  “身為美國人,我覺得有責任不讓美國人成為中國革命中的污點”。李敦白為了避免再犯錯誤,只有“緊跟形勢,緊跟毛主席”,“緊跟的結果,當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遠。”
  李敦白自述,他19歲加入美國共產黨時,只是想爭取“黑白平權,男女平等,勞工權益,學術自由”。他和他的美共同志們並非真正要在美國搞革命,雖然都崇拜斯大林,也學聯共(布)黨史,卻無意把美國建成像蘇聯那樣的國家。這也許意味著各國共產黨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情形。
  抗戰勝利之際,中共之所以對這位來自美國的年輕人特別熱情和感興趣,在李敦白看來,是中共當時非常希望借助一位母語為英語的人加強其對美宣傳。聶榮臻曾告訴他,等中共獲勝後,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國貸款來進行戰後重建。他從李先念那裡也聽到過類似的說法:中共建立自己的政權之後,希望與美國建立正常友好的關係,除了經濟上的考慮,亦有意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間,願意與蘇聯、美國及歐洲各國同時交往,而無意僅僅依靠蘇聯。
  此亦可見中共後來的“一邊倒”是國內外局勢演變的結果,並非中共意識形態的必然產物。(紅書41、我書195)
  李敦白憶述中還提到這樣的細節:當時美軍在延安設有聯絡處,擔任華盛頓與延安之間的聯絡任務。每逢周五晚,美軍聯絡處即與中共高層分享美國電影。李敦白註意到,中國人非常喜歡那些美國電影,即使是最高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以及邊區的軍事將領王維舟、王世泰等,只要有空便來看電影。“他們對銀幕上的美國充滿了好奇和羡慕,我可以感覺到,他們認為美國是一個自由富庶的國家,與官方論調完全相反;而對蘇聯,這個理應看齊的對象,倒似乎沒什麼興趣。”(紅書51)在後來與毛澤東的交往中,李敦白進一步體察到毛對美國非常有興趣。毛不僅願意跟李敦白談美國的情況,甚至喜歡翻閱美國的流行雜誌,看看裡面的照片。(我書290-291)在當冷戰的氣氛越來越濃,中美關係日趨緊張。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共官方雖然猛批“美帝國主義”,而美國人在中國還是相當受歡迎。李敦白記起上大學時,美共書記和他聊天時曾說過的一句話:如果美國或英國的共產黨員有一天到印度、中國去,印度和中國的共產黨員永遠不會相信他,因為他們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時間太長,任何帝國主義國家來的人,他們都不會相信。李敦白晚年回憶時,認為自己的經歷已證明這不是事實。然而,他兩次冤獄的罪名均是“美國間諜”、“美國特務”,又似乎證明美共書記的話不無道理。
  李敦白晚年也承認,若不是美國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政治運動中也許不會那麼“左”,那麼激進。因為他是美籍中共黨員,為了獲得中共黨組織的信任和好感,不斷提醒自己,要“比紅更紅”。“身為美國人,我覺得有責任不讓美國人成為中國革命中的污點”。尤其是坐過六年監獄出來後,“我害怕再犯錯誤”,“我做的每件事都帶有著強烈的動機,就是證明自己是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我私底下盤算,如果我能‘紅’得徹底,就能避免在將來再次遭到懷疑和攻擊。”“我害怕組織對我的猜忌永遠不會終止。”“我也想要歸屬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並未因監禁一事而減弱,反而更加強烈了。”(紅書122)為了避免再犯錯誤,只有“緊跟形勢,緊跟毛主席”,“緊跟的結果,當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遠。”(我書93-94)
  這樣的心態,甚至表現在他擇偶時的考量。第一次入獄前,他曾和一位漂亮的中國姑娘魏琳結婚,等他出獄時,魏琳早已改嫁。當他準備再婚時,更多從政治上考慮,所選擇的對象玉琳雖不漂亮,但“是一個優秀堅定的黨員,其無產階級背景更無可挑剔”,“我可以信任她,幫我走在正確的軌道上。……我需要這樣的伴侶讓我遠離麻煩。”(紅書128)當然,重出身和政治面貌的擇偶觀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
  在之後每次政治運動來臨時,李敦白總是焦慮自己再度被誤解,因而總是積極投入。“如果我積极參与這個運動,就可以保護自己不再被誤解。”(紅書125)反右運動開始後,上面要求他所在的廣播事業局必須“揪出”一名右派分子,雖然他認為廣播事業局沒有一個人符合右派分子的標準,然而他仍協助單位領導將陳為熙劃為右派,其後反右運動波及他的朋友溫濟澤頭上時,他雖然內心認為溫氏冤枉,但仍參與了批鬥溫濟澤的大會。李敦白承認,這是他第一次參與迫害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朋友,而他這樣做,是求自保,因為他當時最大的焦慮是覺得自身難保。“只要風吹草動,我的心臟就開始狂跳,整天惴惴不安。”(紅書142-143)
  李敦白1921年出生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年輕時秘密加入美國共產黨。二戰結束時來到中國,開始了他投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動蕩起伏的三十五年曆程。他與宋慶齡、毛澤東、江青、周恩來、劉少奇、陳毅、王光美、任弼時、鄧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鎔基等,都有私人交往。敘述中他披露了領袖人物在生活與工作中的大量細節,彌為珍貴。他以“一個中國的美國人”的視角、罕有的誠實坦率,講述了他在中國的非凡經歷。個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著歷史的華章與瘋狂,發人深省。而李敦白對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贖與療治,於中國讀者則深具啟發價值。李敦白稱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來的天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與妻子重回美國創業,生活美滿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對中國發展的關切仍然一往情深。《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編寫嚴謹、規範的口述史著作。
  我是所有外國專家中介入中國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懲罰最重的人。
  如魚得水,積极參与“文革”
  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對‘文革’的積极參与,是這種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備充分的主客觀條件。”
  如此這般的心緒,似乎是身為外籍人士參與中國革命時的異樣情結。其實也不盡然。李敦白坦言,“文革”開始後,批鬥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當時“我的心情很複雜。梅益一直以來都是我的支持者、保護人、上司、顧問和朋友。”“我認為他真誠關心革命,也是行家裡手。同時我也有個人顧慮。不少人知道我和梅益關係親密,我擔憂自己會被打成同謀,或是故意隱瞞情報,以便保護他。”為了與梅益劃清界限,李敦白最終選擇參與到批鬥梅益的行列中。應該說,因為“怕”而緊跟,只是李敦白心結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當他第一次出獄後,被組織安排擔任廣播事業局的中層領導,他感到重新獲得了信任時,又有受寵若驚之感。李敦白自我剖析說,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對‘文革’的積极參与,是這種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備充分的主客觀條件。”(我書89)在這“黃金十年”間,他獲得了毛澤東親自封給他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政治封號。更不可多得的,他是延安時期入黨的老黨員,是外國專家中僅有的幾個中共黨員之一。而其他幾位入黨的外國專家並沒有得到像他一樣的政治待遇。當時中國政府讓在華外國專家享受極高的物質生活待遇(如外國專家的薪水大約是其中國同事的七八倍),政治上則將他們隔絕開來。只有李敦白等極少數人例外。
  李敦白說:“除了我和喬治·哈特姆以外,大部分外國人還是與他們所喜愛的中國隔絕。在北京的外國人大部是教師、語言專家,或是科學家,他們被奉為上賓,但同時又被嚴格隔離。”一般外國專家不能隨意接觸中國同事,他們的苦悶是與中國社會相對隔絕,十分孤獨。為了剋服孤獨感,這些外國專家組織了各自的學習小組。李敦白很快就在外國專家群體中獲得優越的地位。其他外國人都迫切地想要獲得外面的消息,而他因有內部信息來源,很快就成為這個團體里的明星人物。值得註意的是,李敦白自認為獲得了中共最高層的信任,成為中國政府對外聯絡的某種管道和彰顯無產階級革命國際性的“道具”,也因此獲得了與上層接近的良好機會,每年均有機會見到毛主席,自我感覺成了符號式的“通天”人物,具備相當的政治能量。尤其是讓他參與《毛澤東選集》和一些中共重要文獻的英譯工作,更讓他倍感榮耀和信任。他認為自己在“文革”前,事實上已經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引人註目,“所以,我之成為“文革”風雲人物,某種程度可以說是‘勢之必至’”。這樣一種被信任的高度自得,與前述的那種可能被疑忌的高度焦慮,竟然並存於李敦白的內心深處。兩種看似極具矛盾的心境,卻殊途同歸地引發和推動他走向行動上的極左。李敦白憶述其“文革”初期的風雲際會時直言:“政治權力的致命吸引,呼風喚雨的巨大幻覺,也讓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書94)當他1967年再度被監禁時,有外國專家在友誼賓館貼出大字報,說他“爬得高,摔得重”。晚年李敦白承認,“話雖傷人,卻是實情。我是所有外國專家中介入中國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懲罰最重的人。”(我書89)那麼多“文革”中呼風喚雨的人物,很少有人如此坦率地自我剖析在革命狂熱背後所潛藏的權力私欲。
  但也絕不可否認和無視,在李敦白“左”的背後,最突顯的仍是其革命理想主義情懷。晚年李敦白剖析其“左”的主觀原因時,首先言及“我二十歲前參加美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在美國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本身就是極左行動。純潔的理想主義與蘇式教條相結合,‘左’成為我的思想底色。”(我書93) 這一點,即使在後革命時代亦毫不令人懷疑與貶斥。今天我們如何“重返”當時的歷史語境,去瞭解和理解當年革命者的所作所為,其實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敦白承認“反右的時候,我當時不覺得不對,認為知識分子的思想確實應該改造。”(我書202)在他的印象中,當知識分子大鳴大放時,大多數的北京市民和郊區的農民其實並不認同。當中國人民大學葛佩琦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鳴放文章後,許多憤怒的工人和郊區農民擁到他家抗議。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來電臺鳴放的學者印刷講稿。工人說,“我們不會去印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我書295)直到晚年回憶時李敦白仍堅持認為“當時知識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觀念相距很遠,而毛主席深得普通大眾的心理。”(我書295)
  對於“文革”初期的所思所為,李敦白作了更直率的陳述。“文革”伊始,“一想到運動即將風起雲涌,我仍忍不住興奮起來。”“我渴望參加‘文化大革命’”(紅書201-202)上面有通知不許批評外國專家,他第一個站出來,貼出一張自我批評的大字報,一夜之間竟成了英雄,“我通過了考驗,我成功了!”“我進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組被提升到了至高的位置,“我卻覺得非常好。”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周總理叫他不要去,江青叫他去。“我聽了江青的。我當時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紅彤彤的左派,周總理當然擁護革命,但屬於老一輩,不如江青先進。”(我書200)
  選擇歸國是因為對新時代疏離
  李敦白選擇回美國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對中國告別革命、轉向改革開放的嚴重不適。
  如果說,李敦白最初確實被造反派的行動所激勵,認為那就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民主”,就是他從青年時代就開始追求的為人權而爭的戰鬥,那麼,後來的異化和演變很快讓他迷惑。他發現,毫無節制的自由民主,迅速渙散成無政府狀態,“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獨立自主,樣樣事情變得一團糟。”“人人有主意,個個有道理。”其結果是,舊造反派剛掌權,新的造反派隨之而起。當面臨新造反派挑戰時,舊造反派力圖獨享權力而無意共享,並立刻將之前的自由民主訴求拋諸腦後,轉而運用手中的權力毫不留情地鎮壓挑戰者。
  令李敦白深感困惑的是,既然“造反有理”,憑什麼只許自己造反,而不許別人造反?然而若允許再造反,再奪權,又勢必形成“你方唱罷我登臺”的循環造反局面,如同當年魯迅所譏諷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之怪象。當親眼目睹“被壓迫者在他們取得權力的瞬間搖身一變成了壓迫者”時,李敦白實在無法容忍。而當他天真地嘗試讓新舊造反派團結和共享權力時,自己卻淪為派系權鬥的犧牲品,換來的是長達十年的牢獄生涯。
  然而,即使在十年監獄中,李敦白也一直認為“文革”是對的。他期待中國可以因此建立高度發達的民主,所以對“文革”一直滿腔熱情,即使看出問題也要堅持,以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就能達到理想的彼岸。從監獄出來後,思想也沒有完全轉變過來:“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初還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1980)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我書204)
  李敦白說,自從到延安之後,一直到第二次出獄,從來沒有想過要回美國,自以為會終老中國,把自己的熱情、才情和深情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中國。然而,1980年初,他卻選擇回美國定居了。他選擇回美國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對中國告別革命、轉向改革開放的嚴重不適。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這樣一件事:1980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鄧小平的指示,說有些問題,如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以後報紙上不允許討論。看完這個文件,他就對妻子說,看來我們該走了。很快,他就攜全家離開了中國。他深有感慨地說:“歷史在這裡拐了一個彎,它的理想、目標、途徑都與我年輕時代所追求的不一樣了;在這個拐彎處,我選擇了回到我的出發點,而不再像前幾次那樣順流而下。我對新時代產生了深刻的疏離感。”(我書258)而對於他的歸國,在華外國專家普遍有意見,他們覺得“離開就是背叛。”(我書246)雖然如此,晚年李敦白仍堅信,“選擇中國,選擇中國革命,選擇中國共產黨,是我一生的幸運。”(我書316)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標題:李敦白:中國革命的“另類”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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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海域出現一“外國船隻”


  新華社供本報特稿(張偉)瑞典軍方19日公佈一張照片,顯示在首都斯德哥爾摩附近海域出現一艘神秘的“外國船隻”,但同時否認軍方正在搜尋一艘出事的俄羅斯潛艇。
  瑞典軍方早在17日就收到線報,聲稱斯德哥爾摩附近海域出現一個“人造物體”。瑞典軍方隨後出動了200名士兵、多艘隱身艦艇、掃雷艇和多架直升機在斯德哥爾摩以東約50公里的島嶼周邊展開搜尋。
  《瑞典日報》18日披露,瑞典方面截獲了俄羅斯的緊急通信記錄,顯示俄羅斯一艘潛艇在斯德哥爾摩附近海域出現故障。
  但瑞典海軍少將格倫斯塔德否認了這一報道。格倫斯塔德表示,瑞典軍方此次行動不是“搜尋潛艇”,而是“為了收集情報,確定存在外國水下活動”。他還說:“我們沒有單指俄羅斯,但認為這是一起外國水下活動……它可能是一艘潛艇,一艘小型潛艇或者載有潛水員的、拖把形狀的水下船隻。”
  俄羅斯國防部19日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否認俄潛艇在波羅的海發生事故。
  (原標題:瑞典海域出現一“外國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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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什麼顧慮重重?


  □據新華社報道
  法國前軍方高官多米尼克·特蘭庫安德介紹說,緩衝區是一處隔離交戰雙方的非交火區,禁止空中飛越和地面軍事行動。
  比如,朝鮮半島非軍事區就是一處緩衝區,以北緯38度線定為軍事分界線,長241公里,其南北兩側各2公里以內地區為非軍事區。非軍事區內嚴禁佈置軍事設施,但朝鮮和韓國在周邊地區均安排重兵把守。
  特蘭庫安德認為,敘土邊境緩衝區應該沿兩國一段長40公里的邊界設立。
  自2011年敘利亞局勢動蕩以來,在敘利亞設立緩衝區或禁飛區的提議不絕於耳,而美國政府一直不予支持,稱緩衝區的設立和維護過於複雜。
  一些軍事分析師認為,要設立緩衝區,必須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通過一項授權使用武力的決議,否則緩衝區的設立缺乏必要法律支撐。
  法新社分析,聯合國決議表決必然繞不過敘利亞政府的盟友俄羅斯,考慮到俄羅斯可能投否決票,美國一直沒“冒頭”。同時,設立並維護緩衝區的安全意味著派遣地面部隊,而法國等一些美國盟友早已表態不會出兵敘利亞。
  根據法國總統府8日發表的聲明,奧朗德和埃爾多安通話時一致認為,考慮設立緩衝區時,抗擊“伊斯蘭國”極端武裝並以推翻敘利亞政府為目標的敘利亞溫和反對派應該發揮更大作用,“多幫點忙”。
  即便美國及其盟友最終出兵,在緩衝區或禁飛區派遣巡邏部隊依然需要徵得敘利亞政府同意。不論美國還是法國,現階段都和敘利亞政府沒有外交關係。
  如果美國及其盟友不出兵,維護緩衝區的重擔就將落到土耳其或者聯合國維和部隊頭上。一些軍事分析師認為,土耳其固然可以發揮一些作用,但不足以維持緩衝區正常運轉。  (原標題:美國為什麼顧慮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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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史學者秦風:借老照片懷古念今 珍惜現在


秦風接受媒體群訪 李晨韻 攝
  中新網杭州9月30日電 題:臺灣文史學者秦風:借老照片懷古念今
  記者 趙曄嬌 實習生 王曉婕
  9月30日是中國首個“烈士紀念日”,臺灣文史學者秦風將300多張老照片帶到了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博物館。在這個名為“歲月中國——秦風老照片館歷史影像精選展”的展覽中,有一組照片尤為引人註目,講述的是浙江籍中共隱秘戰線上的傑出無名英雄朱楓在臺灣就義,最後魂歸故里的故事。秦風說,希望通過這些照片,讓中國人懷古念今,更加珍惜現在,更好地走下去。
  秦風,本名徐宗懋,是臺灣著名媒體人和文史學者。他在海內外搜集歷史照片等資料,併成立“臺灣文史工作室”,在臺灣出版了60冊之《20世紀臺灣》,在大陸出版了《鐵蹄下的南京》、《歲月臺灣》等多本歷史圖文集,在兩岸文史界和收藏界獨樹一幟。
  早年間,秦風也曾做過記者。可是後來他發現,比起心愛的寫作和採訪,他更加想要收集照片,這是一種使命感,而收集老照片也從一種興趣轉為一份志業,既是志向所在,也是另一份事業。
  辭去工作後,他花了將近20年的時間搜羅照片,期間也曾碰到過問題,最突出的就是個“錢”字。
  “幸好1997年到2000年初的時候,這些照片還不貴,而且我平衡好了家庭和事業,老婆還不反對,要不然就慘咯。”說到這裡,秦風哈哈大笑起來。
  一路堅持下來,秦風收集了中國近代的珍貴照片共30餘萬張。這些照片有的從私人收藏家中買來,有的來自美國國家檔案館,涵蓋了社會各個領域,基本上都是原版照片,清晰度很高。
  和別的收藏家不一樣,秦風收集照片不僅僅是自我欣賞或和朋友分享,而是將這些照片進行一個組織性的梳理,形成一個故事。
  其中,40餘張關於烈士朱楓的系列照片,讓秦風格外有成就感。這些照片共花費十多年才收集完整。
  記者瞭解到,這40餘張珍貴照片出現在這次由中新社浙江分社、杭州市西博辦、杭州市園文局主辦,杭州西湖博物館、秦風老照片館承辦的展覽中。這是這組照片第一次完整的公開亮相。
  朱楓是浙江籍中共隱秘戰線無名英雄。1950年,在臺北英勇就義。
  說到尋找朱楓照片的淵源,得從一次展覽說起。多年前,秦風把展覽內容刊登在大陸刊物後,竟被朱楓的女兒朱曉楓看到了。朱曉楓一路從南京趕到上海,讓他幫忙找母親的遺骸。
  十年的追蹤後,在多方的努力下,2011年,朱楓的骨灰從臺灣魂歸故里浙江鎮海。
  秦風通過一系列照片,把朱楓的主要生平、在臺灣期間的活動、以及骨灰回到故鄉的故事串聯起來,成為一個歷史重現的案例。這也是目前國內比較完整的關於烈士朱楓的資料。
  另外,秦風還帶來了一些臺灣的老照片。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臺灣綠島監獄的照片,臺灣穿漢服祭孔的照片等等。
  在秦風看來,這些照片不僅僅是呈現歷史故事,也是一種兩岸血濃於水的見證,給人一種感動,也產生一種面對未來的力量。
  記者瞭解到,秦風並不經常辦展,來到杭州前,只在上海美術館、北京中華世紀壇辦過為數不多的幾次展覽。
  “我參展的照片一定是非常稀有和珍貴的,可以讓當地人都佩服我。而且這些照片可以改變大家對過去的一些看法。”說到自己的收藏,秦風一臉得意,“上海還專門派人去我那裡看過淞滬會戰的老照片呢。”
  烈士、抗戰題材是中國始終較為關註的題材。
  明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對於如何慶祝這一慶典,秦風早已有了個計劃:“我想找一些和抗戰有關的新材料。這需要投入時間精力和財力,希望明年可以有個成果。”
  在採訪中,秦風反覆強調,自己一個中國人,希望通過這些照片,中國人能回顧過去,認真思考過去,珍惜現在,不斷改善現在的生活,走向更好的未來。(完)  (原標題:臺灣文史學者秦風:借老照片懷古念今 珍惜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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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尚有4億多人不能用普通話交流


  據新華社電 由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與河北省政府共同舉辦的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重點活動21日在河北省灤平縣舉行。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李衛紅透露,全國現在還有30%即4億多人口不能用普通話交流。
  今年是國務院確定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17周年。李衛紅說:“17年來,國民語言文字應用能力顯著增強,目前全國有70%以上的人口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95%以上的識字人口使用規範漢字,中華民族幾千年書同字、語同音的夢想正在逐步成為現實。但是,會說普通話的70%人口中,只有10%的人口可以用標準普通話順暢溝通。”
  與會專家認為,推廣普通話不是要人為地消滅方言,而是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閡,以利於社會交際。  (原標題:中國尚有4億多人不能用普通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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